投递人 itwriter 发布于 2015-05-16 17:02 原文链接 [收藏] « »

  从 1994 年至今,理查德·斯托曼已经十次来访中国,这些访问既不是官方邀请,也不是商业活动,多数是他的自由软件理念中国追随者的自发行为。作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,他到中国来不是参见达官大商;作为天才程序员,他也没有乔布斯、艾伦·马斯克(Elon Musk)等 IT 巨贾的显贵风流。他更多的时候是去大学演讲,向中国学子传布他的“自由软件”理念。只是,大学们通常不会为他的演讲支付费用,据多次邀请斯托曼来中国的哲思自由软件社区创始人 徐继哲 先生介绍,在他的记忆中,只有一次浙江大学负担了部分费用。

  这一次斯托曼来到中国,是因为他的传记《若为自由故》中文版出版。 4 月 18 日上午,当天下午即将离开中国的他在下榻的燕山大酒店客房里,接受了《环球财经》记者的专访。

  我的目标就是让人们获得“计算的自由”

  《环球财经》 : 我们知道您是在 1983 年创立了 GNU 项目,32 年来整个世界从中获益匪浅,许多优秀的自由软件(free software)来自这一项目,您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功?

  斯托曼 :32 年这个时间并不准确,我在 1983 年 9 月宣布了 GNU 项目, 1984 年1 月开始相关工作,因此确切地说,我是 31 年半以前宣布了 GNU 项目, 31 年前开始相关工作。不过, 32 年前我已经在思考我将要投身的事业。 30 多年过去了,目标仍然没有实现。我的目标不是提供给人们一些自由软件而已,如果人生以此为目的,那么将是一种失败。我的目标是让人们 “自由 “地使用计算机,至今我们还没有实现这个目标。只有少数人能够自由使用计算机,大部分人不能。所以,我们取得了某些成就,成功 “解放 “了一部分人,但我们还需要 “解放 “所有人。这个目标远远没有达成。

  当然,跟 30 多年前相比,我们已经离它越来越近。 1983 年,这项事业的进展几乎为零;现在,已经有很多人获得了 “计算的自由 “(freedom of computing)。

  《环球财经》:您如何定义“计算的自由”?在中国,很多用户使用盗版软件,这是否也是一种“计算的自由”?而且如今软件业已发生了很多变化,如微软宣布允许用户免费升级到 Windows 10,“私有”似乎正在变得更加隐蔽,这是否将对自由软件构成挑战?

  斯托曼 :获得 “计算 自由”的人,指的是那些拒绝使用专有软件(proprietary software)的人。 “专有”(Proprietary)不仅仅具备商业含义,它就是 “不自由“,专有软件致力于 “降伏”(subjugate)人们 。

  至于盗版软件,完全是另一种情况。将专有软件盗版并不能使其变成自由软件,盗版的专有软件同样不能赋予用户自由。如果你使用 Windows 操作系统,不论正版还是盗版,微软公司都有控制你的权力。所以,盗版 Windows 跟正版一样,是“邪恶”的。

  如果你想要自由,就要拒绝使用 Windows 。这并不难,只是需要下决心。你还要拒绝使用苹果电脑,拒绝使用“i-things ”(注:指苹果公司出品的硬件和软件产品)——我认为它们是怪兽,所以称之为“i-things ”。你还应拒绝使用安卓(Android),一部分安卓系统是自由的,但另一部分是不自由的,你可以到网站“replicant.us”上查询自由的安卓软件。

  至于 Windows 10 的免费,与自由软件完全无关。我们现在讨论的是 “自由软件 ”,而不是 “免费软件”,价格不是要考虑的因素。我们要将 “自由”的概念传达给用户,在中文里,这个概念很容易传达,因为 “自由 ”和 “免费”是不同的词汇。但在英语里,为了区分这两个 “free”,我们有时把自由软件称为:libéral software, libéral 是一个法语单词,意为 “自由 “(记者 注:英语的 liberal 一词更多被用于描述政治上的左派,与法语含义不同)。我们需要向外界澄清,我们倡导的是 “自由”, 从来不是 “免费”。当我使用英语表达 “免费”时,我会说 “gratis”,而避免混淆地使用 “free”。当你们从我这里听到 “free”这个单词,一定是 “自由”的意思。

  Adobe 公司的 Flash player 就是“免费”而不“自由”的一个例子,它是“免费”的,但它被戴上“数字手铐”——DRM (内容数字版权加密保护);有追踪功能,可以帮助网站追踪用户。这就是“免费”毫不重要的例证。

  《环球财经》:随着互联网的普及,计算机行业出现了许多新名词,“云计算”(cloud computing)就是其中之一,您认为云计算会对自由软件产生怎样的影响?

  斯托曼 :首先,使用“云计算”这个词是错误的,我建议贵杂志永远不要使用“云计算”这个词。因为它是很模糊的,可以从许多个角度进行定义,它包括经由互联网计算的很多类型的工作,其中有些是自由的,有些是不自由的。之所以推广这个词,就是为了让人们不去注意其中真正重要的那部分。如果我们要让人们清晰地思考,就要进行明确的区分。

  让我举两个例子,它们都被称为“云计算”,但性质完全不同。第一个例子:租用一个虚拟服务器,你能够把任何软件都放在服务器上,让用户通过客户端访问,这没有问题,我也会这样做,这跟租用物理意义上的独立服务器是一样的。例如一家公司租用一个虚拟服务器,员工把工作相关的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上,互相交流和处理,这是符合道德的(ethical),因为公司理应拥有这些数据。

  第二个例子,他们也称之为“云计算”,就是让别人直接计算你的数据,我们称之为 SAASS(service as a software substitute ,用服务取代软件)(记者注:通用术语为 SaaS,Software-as-a-Service ,意为 “软件即服务”, Richard 反对将服务等同于软件,故自创了另一个术语)。你拥有数据,想进行一项计算,但你没有在自己的电脑上运算,而是把数据传送到别人的服务器上,让他进行计算,将结果传回。这是很糟糕的事情,它剥夺了你的自由,使你丧失了对数据的控制,我建议你们永远不要做这样的事。

  当人们说 “云计算 “时,并不能确切地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。或许通过所谓的 “云计算”,你的数据就被传送到别人的服务器上,被你完全不认识的人获取。这是一件好事吗?在我看来 “云计算”的意思就是用一朵乌云挡住你的眼睛,让你盲目地信任陌生人和陌生的计算方法,这是很愚蠢的,应该称之为 “小丑计算”(clown computing)。人们应该抛弃 “云”的概念,标识清楚谁拥有该服务器、如何进行运算、服务器在哪个国家、哪国政府有权对该服务器进行检查,让用户判断对方是否是值得信任的,并决定该如何应对。

  所以说,“云计算”这个词是典型的混淆概念,它太过笼统和模糊,并不是一个适合借以思考和讨论问题的名词。

  《环球财经》:随着技术越来越能够满足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愿景,保障用户的自由与满足用户的需求似乎正处于一个悖论之中,人们使用“非自由”的软件往往是看中它们的某些功能,单凭自由软件能够满足人们的全部需求吗?

  斯托曼 : 谁知道呢?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:专有软件能做多少事情?这取决于有多少人接受它。如果人们接受一种专有软件,愿意为它付钱,软件公司就可以雇用更多的程序员,专有软件就能做更多的事情,它就能降伏(subjugate)更多的人。

  如果人们愿意把钱给自由软件的开发者,那么自由软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。理论上,专有软件和自由软件哪个更能满足需求,这个问题是由用户决定的。自由可以变得很方便。

  然而,如果你信仰自由,就会同意自由需要牺牲。我的牺牲就是——我完全不用任何专有软件。如果有些事情只能通过专有软件来做,我就不做。比如,我不使用 skype 跟人聊天。

  所以,自由需要牺牲,但不过是很小的牺牲。

  《环球财经》:您所创立的 GPL 与专有软件厂商的专利对抗多年,但现在,公司的商业模式发生了改变,社交网站等大型平台网站现在大多通过把持流量获取商业利益,而不再通过专利来盈利,面对这种新情况,自由软件界应如何应对?

  斯托曼 : GPL 是一个缩写,全称应该是 GNU GPL ,我希望在媒体报道中使用它的全称。至于商业模式的转变,对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影响。那些专有软件公司在干坏事, 已经干了 30 多年了,至于他们是 怎么干的,又有什么区别?商业模式的转变并没有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艰难,我选择忽视他们。

  但是,有一件事确实很糟糕,那就是一些硬件设备开始不允许使用自由软件。在个人电脑上,人们可以卸载所有软件重新安装,你们可以卸载 Windows ,安装自由的操作系统,至少在过去,这是可以实现的。苹果电脑也可以进行刷机,不使用 MAC OS,重新安装自由软件。但现在,许多手持设备上,例如 iphone 以及大部分 “i-things”,还有微软出品的终端设备,人们无法安装任何自由软件。更危险的是,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也将发生在个人电脑上。这些禁止安装自由软件的设备都是跟 “i-things“一样的怪兽,它们是电子垃圾,应该被扔进垃圾堆里。

  商业成功不能使一个人变得伟大

  《环球财经》:我们知道,您对比尔·盖茨的评价是“聪明而贪婪的商人”,对乔布斯的评价是“邪恶的天才”,您对硅谷取得成功的年轻一代企业家,比如马克·扎克伯格(Mark Zuckerberg)等有何看法?

  斯托曼 :你所说的“成功”,指的是商业成功。我不了解那些取得商业成功的人,因为我从来不关注他们。早在 30 年前我就发现,美国出版的许多名人传记都是关于他们如何取得商业成功。对我而言,商业成功并不是关注或羡慕一个人的理由,那并不能使他变得伟大。美国社会追逐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,这一点让我十分失望。

  一个伟大的人应该做伟大的事情,赚很多钱并不是伟大的事情,也不是值得追捧的成就。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追求。

  《环球财经》:您这些年在许多中国大学进行了演讲,您认为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基础去推广您的自由软件理想?

  斯托曼 :我不知道,这个问题问错人了,只有你们中国人才更了解中国。我的任务并不是评估自己取得了怎样的成功,我的任务是不断把自己的成功向前推进。

  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 1994 年,当我在一家大学发表了关于自由软件的演讲后,一名学生问我:“这个怎么赚钱?”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不能理解人生中除了赚钱之外的任何东西。

  《环球财经》:许多中国年轻人羡慕美国的创业环境,因为科技领域许多优秀的领军人物都出自美国,您认为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来自于哪里?

  斯托曼 :我想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在计算机发展早期比较发达,在 1960~70 年代,世界上哪里能找到计算机?大部分都是在美国,欧洲有一部分,但起步较晚。互联网也起源于美国,数年后欧洲才开始使用互联网,亚洲就更晚了。直到 1990 年代,计算机和互联网才传播到大部分发达国家,例如日本就是从 1980~1990 年代开始使用个人电脑。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,普及个人电脑的时间更晚,或许比日本还要晚 15 年。

  现在,中国人都在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。因此,中国也有机会诞生伟大的人物。不过,有些人或许可以变得伟大,也有可能变得 “邪恶 “。从美国的经验来看,许多人原本有机会取得伟大的成就,却在做 “邪恶 “的事情 —— 比如 盖茨和乔布斯。

  《环球财经》: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过度依赖 Windows XP 等非自由软件的危险,表示将扶植国产操作系统,您对此有何建议?

  斯托曼 :我认为,选择自由软件是一个更为经济可行的做法,从零开发的成本太大。

  我不是权威,不会强迫人们做任何事情

  《环球财经》:一些报道把您描述成反权威的人,但您本身又是自由软件领域的权威,您怎么看待这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悖论?

  斯托曼 :关于我是不是一个“反权威”的人,是,也不是。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,事实上,我们需要政府去做很多事情。例如,我们需要政府阻止富人压迫穷人;我们需要政府为每个人提供食物、住房、医疗;我们需要政府建立学校、资助科学研究、修建公路等等。政府部门毫无疑问是必须存在的,但它们应该确保每个人的自由,并在必要的时候向人民提供帮助。

  至于我本人,我不认为自己有太多“权威”。不错,我获得了很多尊重,许多人愿意听从我的意见,但我不会强制他们做任何事情,所以这不能算权威。

  《环球财经》:您对为 GNU 贡献了 Linux 内核的李纳斯·托瓦兹有何评价?

  斯托曼 : GNU 是个操作系统,就像 Unix 一样,它拥有数千个应用程序, Linux 只是其中之一。我认识托瓦兹,但我们不是朋友。我们的理念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。他不是一个自由软件支持者,虽然 Linux 是自由软件计划的一部分,但托瓦兹不支持自由软件运动,他倡导“开源”。“开源”和自由软件有很大的差异,我和他价值观不同、目标也不同。

  前几天有人发给我一篇文章的摘抄,是由 O ’Reilly 出版社 刊登的 。O ’Reilly 出版社一向倡导 “开源 “,但不赞同自由软件,这篇文章给我提供了证明两者差别的好证据,文中写道; “20 年前开源只是一个项目 (course)”—— 这种说法是错的, “10 年前开源被认为是失败的 (underdog) ,现在开源随处可见,软件工程师几乎在所有项目中都使用开源语言和工具。 “这充分证明了开源背离自由软件世界有多远。

  不错,软件工程师都在使用自由软件,但用户呢?使用他们通过自由软件开发的产品的人们,却不能享有自由。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,自由和开源的目标完全不同。但许多人不知道开源和自由的区别,为了让公众认知这一点,我必须持续写作。

  《环球财经》:最近几年,美国传出一些自由软件世界的坏消息,例如亚伦·斯沃茨(Aaron Swartz)的自杀,去年我们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该事件的文章(参见 2014 年 10 月刊《被误读的“互联网之子”》),您如何评价这起事件?年轻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,应当如何坚持信仰并保护自己的安全?

  斯托曼 : 亚伦 · 斯沃茨事件并不是一起跟自由软件相关的事情,但的确跟自由相关。美国政府正变得越来越强势,并失去公平性。亚伦·斯沃茨受到了太大的压力,在应对诉讼的过程中,他没有从别人那里得到正确的建议。他不应该被审判,也不应该死去,这是美国政府的 “邪恶”所导致, 他们总是代表富人的利益去伤害穷人,我们更应该用聪明的方式进行反抗,每次行动之前要仔细考虑,做好计划。

  《环球财经》:您在未来几年内的工作计划是什么?

  斯托曼 :我没有工作计划,因为我不是“权威”。如果我有一只军队,就可以做出计划,命令他们去攻打哪些目标。但我没有,所以不能做出计划。我可以做的,就是不断发表文章,告诉人们该如何正确地思考。

  至于编程项目,有时我发现很难招募到合适的志愿者,这不是钱的问题,有很多志愿者愿意为我工作,但我很难找到可靠的人去实现程序中某些特定的部分。不过,现在我发现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众筹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正在为我们的第一个众筹项目做计划。从前我没有做过众筹项目,因为大部分众筹网站有一个严重问题:要向其捐款,就必须使用专有软件 ——java ,如果不运行 java ,就无法捐款。

  但现在有一家众筹网站不需要用户使用 “非自由 “软件,它就是 crowdsupply.com。这家网站一般只做硬件项目,但他们已经答应我,愿意为我们做软件项目。这给我们提供了做众筹项目的机会,我正在跟自由软件基金会团队讨论这件事。

  这就是我的“工作计划”之一。大概两年前,我发现几乎所有众筹网站都有这个问题,于是开始积极行动改变这种情况。我去游说网站运营者,希望他们不再使用非自由软件;我们还招募了一些志愿者,开发一种页面插件,帮助网站的使用者绕开非自由软件进行捐献,虽然进展比较缓慢,但这项工作马上就要完成了。只要网站使用者在火狐浏览器上加载我们开发的插件就了。这将带来一些有趣的结果,我们并没有事先通知这些众筹网站的运营者,不知他们会如何看待我们的行动,或许他们会不喜欢。如果有人不喜欢,那是一件好事,可以证明我们行动的价值。

  不要背叛全世界

  《环球财经》:世界上有少部分极为优秀的人,可以像您一样享受自由的生活,并致力于为自由软件事业做出贡献。但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,他们需要为生活和赚钱奔波。您能否站在普通人的角度给他们一些建议?

  斯托曼 : 赚钱从来就不是坏事,我不会劝说人们不去赚钱。我只是认为,人们不应被其他人“降伏”。我过去也靠工作赚钱,但我随时可以辞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这就是自由。

  《环球财经》:通过您的传记和报道,可以看出您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,您遵守自己的原则并不被世俗干扰,所以事实上,您“追求自由”是在您非常自律的基础上的。然而大部分其他人或许并没有您这样的自律性。您如何看待自律与自由的关系?

  斯托曼: 我的确有一些基本原则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考虑其他人,每个人都要与外在世界和其他人发生接触。我通过思考得出结论:专有软件是邪恶的,所以我拒绝使用它们。这同样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,而是关系到我与其他人相处的模式。我要采取行动帮助其他人更容易地使用自由软件,这就是社会的职能——社会通过设立机构,引导人们的行为。然而现在,社会在引导和鼓励人们使用专有软件。所以,我希望对社会机构施加影响,使它们改变引导人们的方向。

  专有软件是对计算机软件行业的控制,并已经建立了一种压迫人民的体系。我们应该意识到,我们需要摆脱它们。就像旧社会的中国一样,广大人民被富人压迫,因为他们有权有势,能够制定规则。斯诺登就很好地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专有软件对人民的压迫。他是个伟大的英雄。

  《 环球财经》:正如法国哲学家卢梭说过的:“人,生而自由,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。那么,您对自由的终极定义是什么?

  斯托曼 :“自由”就是可以控制你自己的生活。我认为“绝对自由”不是一个概念,我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。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生活,这种控制当然不是绝对的。你生活在世界上,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人存在,有些影响别人的事,你就不能去做。所谓的“绝对自由”是对自由的扭曲,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

  如果你去讨论自由的“绝对”与否,那将陷入愚蠢的思维陷阱。你不可能“绝对”控制自己生活的所有方面,但你可以尽可能地控制生活。例如在这座城市里,我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,虽然我不能随便进入别人家里,虽然我走路时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,但我依然可以“自由”地走来走去。在每天的生活中,我可以自由地做出计划,干自己想干的事情,虽然当我向别人做出承诺就要履行,但我依然在“自由 “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。 这就是自由的定义。

  说句题外话,你们知道我和打印机的故事吧?(注:斯托曼在 MIT 工作 时,被获准修改打印机编码以方便互联,然而有一台打印机不允许修改编码,当斯托曼致电打印机厂商,对方程序员拒绝提供源代码。这件事 促使 斯托曼开始思考软件的自由问题,并最终发起了自由软件运动)那个打印机程序员不愿向我提供源代码,后来我意识到,他其实不被允许向任何人提供源代码,这就是背叛了整个社会。

  1977 年左右,我读了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《三国演义》,里面 曹操说过一句著名的话: “宁可我负天下人,休教天下人负我!“当那个程序员签下源代码的保密协议时 ,他已经背叛了全世界,他就是 “曹操 ”。

  本文发表于《环球财经》2015 年 5 月刊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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